|
202598.jpg
在经历大选惨败后，澳大利亚自由党正面临一场关乎未来走向的艰难抉择。曾被视为接班热门的影子财长安格斯·泰勒（Angus Taylor）如今却在党内引发巨大争议：他究竟是问题的根源，还是解决方案？
自由党内部正在就新领袖人选展开秘密投票，来自保守派的泰勒获得了其阵营的坚定支持，并得到维多利亚州参议员、财务事务发言人简·休姆（Jane Hume）等部分温和派的认可。不过，在此次领导权竞争中，党内已不再沿着清晰的派系划线投票，许多议员坦言，政党目前正陷入“生存危机”。
在党内保守派支持泰勒的同时，副党魁苏珊·李（Sussan Ley）则主张采取更中间派的策略，以维系党内团结。而移民事务发言人丹·蒂安（Dan Tehan）尽管机会渺茫，也被视为潜在的折中人选。
一名自由党议员坦言：“我们现在不是在争谁坐头等舱、谁坐三等舱，而是整个船正驶向冰山。”他警告称，自由党若不彻底解决核心问题，将无缘执政。
批评者指出，泰勒三年来主导经济议题，却未能有效制衡政府，正是导致此次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反对者认为，他并未提出明确的经济蓝图，即使部分支持者辩称他曾试图推动更大胆的税改计划，但遭前党魁彼得·达顿（Peter Dutton）否决，这一说法仍被质疑为“粉饰失败”。
新南威尔士州参议员霍莉·休斯（Hollie Hughes）在接受广播节目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们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政策。我对泰勒的能力存疑，我不知道他这三年都在干什么。”她还指出，泰勒曾动员保守派力量将自己排除出参议员候选名单，她将在六月底离开议会。
不仅如此，连前财政部长彼得·科斯特洛（Peter Costello）也批评反对党未能在生活成本及政府支出方面提出清晰政策。他直言：“我们没有给选民呈现任何连贯的解决方案。”
尽管苏珊·李提出与过去切割、走中间路线的诉求，她本人在过去三年中作为党魁团队成员，同样难辞其咎。因此，自由党党内缺乏真正意义上的“新人选”。
此次领导权之争竞争激烈，也暴露出前党魁达顿策略的失败：他一方面试图讨好城市边缘“挣扎阶层”选民，另一方面却未能赢回富裕城区“蔚蓝派”（teal）选民，导致自由党失去至少13个席位。
温和派的挫败尤为惨烈，前部长大卫·科尔曼（David Coleman）、詹妮·韦尔（Jenny Ware）、詹姆斯·史蒂文斯（James Stevens）、基思·沃拉汉（Keith Wolahan）及布里奇特·阿彻（Bridget Archer）悉数失利。而保守派也未能幸免，前部长迈克尔·萨卡（Michael Sukkar）、罗斯·瓦斯塔（Ross Vasta）与卢克·霍华斯（Luke Howarth）同样出局。
保守派主导下的“文化战争”策略，例如模仿前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削减公共服务支出、批评“觉醒文化”、抱怨远程办公等言论，被认为严重打击了城市选民的支持。
党内批评声音还指向简·休姆，她曾在今年3月3日发表演说抨击居家办公，被外界认为是自由党试图打压弹性工作制的信号。此外，她还因在媒体上宣称“华人间谍”向选民分发工党选票，被工党借机在华人社区发动反击，损害自由党形象。
当前，自由党正面临长达数年的重建之路。基层组织老龄化、招募多元背景青年候选人乏力，结构性问题持续恶化。而达顿执政期间未对这些问题作出有效回应，反而更关注获得右翼媒体的支持。
显然，一场单纯的派系之争并不能解决自由党的根本危机。如果保守派继续拒绝与温和派共享权力、赢回城市选民，自由党恐将长期被排除在执政门槛之外。
而现在的问题是：谁能真正带领自由党走出泥潭？答案尚不明朗。许多人对苏珊·李信心不足，对安格斯·泰勒的质疑则更多。 |
